九七年十二月，出差山西临县，因为大雪封路，到太原已是傍晚。不想停留，便乘中巴赶往临县。车上除了司机、票员，就是我和另一个男士，不幸车又坏在半路，到晚上十一点，司机说实在走不了了。
那是吕梁山深处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路上只有拉煤的大卡车急驰而过。我学着那个男人的样子拦车，可是没有人肯停下来，终于过来一辆桑塔纳，我站在路中央拼命地挥臂拦截。车停了，司机摇下车窗，探出头说：“你不要命了！”我使劲说好话，请他把我带到前边有店的地方。他看看我，说给八十块钱，就带上我。我当时想只要能走，要八百都行。
上了车，我突然感到了害怕，真的是黑灯瞎火，我根本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我悄悄从包里拿出瑞士军刀，打开最尖锐的搓刀，紧紧地握住了刀炳。司机一路问着他想问的问题：从哪里来？是不是记者？怎么一个女人家半夜上路？我嘴上应着，心里却紧张的做着判断。
大约走了40分种，司机告诉我前边有一个客店，不过住的都是过往的拉煤司机，他只能把我放在那儿。到了路边，我给他一百圆，说不用找了。司机反过来谢我，并高声说：“路黑，小心点！”
那是一个由三排破旧的土培房构成的客栈，土垒的围墙边，一间不大的房子里，聚集了十几个男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围着火炉打牌，另一些人拿着酒瓶站着观看，嘻笑声、叫骂声混为一团。我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怯声声地说：“谁是老板，我要住店。”我足足喊了了有三声，里面的人才发现外边有人。
就在一瞬间，所有的声音都停滞了，十几双眼睛同时盯向我。那一刻，我的手心都捏出了汗，我极力镇静地说：“对不起，我要住店。”有人走过来问：“你是记者？”我肯定地点头说：“是的。我要住店。”那人让我跟他到另一间房里登记，告诉我这里最好的房间，四个床铺，一张床一夜5块钱。我说我要一间房。男人不解看着我，并伸出两个指头，意思是你要付20块钱？！我点头，并把20圆递给他。男人笑着拿了钱，带我向最里面的房间走去，热情地介绍着他的客栈和住在这里的煤矿司机。途径那间客房，我无意中看到一屋子的人都伸长了脖子向这边张望着，眼里更多的是友善和好奇。
安顿好已是零点二十，我合衣坐在床上，突然觉得很孤独，就想跟一个认识的人说话，不管是谁，不管说什么，于是，打了一位朋友的手机。听到有人说话，我却什么也不想说了，他大声地问我在哪里，出了什么事，我告诉他：“没事。在路上。下雪了，很冷。害怕。想哭。”就挂了机。他又打过来，命令似的对我说：“去打盆热水，烫烫脚，什么也别想，马上睡觉。OK？我不关机，醒来给我电话。”
那个晚上，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当我凌晨5点多起来时，店主已经烧好了热水，放在我的门口，见我开门，热情地问我睡的冷不冷并招呼我吃早饭。在我的工作经历中，这段往事令我难以忘却，对我而言它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那个晚上遇到人和事让我对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信任、友爱充满了敬意和感激，成为我以后待人接物的坐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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