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 彦 塔 拉 日 记

 

3月12日

连续坐了将近二十个小时的车,一路颠簸地来到巴彦塔拉(蒙语富饶土地之意)中学。草原的辽阔和粗犷顿时吸引了我,但满目的枯黄和嗖嗖的冷风还是让我感觉到阵阵寒意。
来到学校,学生们刚好下课。这里的学生家离学校都很远,最远的有40多里地。虽然住校生一天的伙食费不到两块钱,但还是有很多学生因为交不起生活费而不得不每天往返几十里地来回上学。全校416名学生(9个汉族班,3个蒙古族班),只有61名学生住校。每个学期交20斤黄豆,这就是一个学生一学期的全部伙食,没有青菜和肉类,厨房的师傅们只好把学生交来的黄豆做成豆芽、豆腐,或是煮成豆汤,让学生们换换口味。

晚上,我和付潮江校长、高玉文老师聊天,了解项目进展情况,谈起项目建设、管理的过程,付校长和高玉文老师的感触特别深刻。

1999年项目运作之初,乡政府、学校、及当地村民对项目建设的理解和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乡政府从项目申请成功之初的高兴劲中清醒过来,他们从基金会项目建议书、项目运作计划和严格的财务监督要求、基金会工作人员工作的规范程度中,开始意识到国际组织的钱并不好花,11万元的投入相对于政府的拨款并不很多,但项目要求的回报及分配必须解决在校贫困生的实际问题,所以,当时苏木(蒙语乡镇之意)政府的主要领导都怕项目管理不好会对自己产生不利的影响,基金会的项目款到帐之后,苏木政府实际上已经是十分“害怕”这笔投资了。这时,基金会的志愿者,当时主管教育的副乡长许晓明先生勇敢地接下了这笔钱,项目开始运作。

当地村民对国际组织这样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投资都感到十分的惊讶和不解,因为“不赚钱的事情也有人干”,这样的观念对他们来说太过于好奇和新鲜了,所以,他们对项目的建设大多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学校方面,师生对项目充满了热情和期待,但他们对项目该的运作、经营缺乏经验,对基金会理念的理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助学项目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展开的,提起2000年项目中的失误之处,付校长和高老师依然痛心疾首。项目确定后,已经快过了春耕的季节,学校匆匆忙忙购买树种籽(用于校园内25亩苗圃的育苗)。按计划,原本要在在乡政府划拨的20亩旱地上种植绿豆,绿豆刚种了一小部分,当时的苏木书记来察看基地,认为种植绿豆的产值不高,而当地白菜的价格好、产量高,应该换种白菜,于是,大家又匆匆忙忙地在20亩地上种起了白菜。就这样,由于树种质量不高,25亩苗圃的出圃率低,20亩旱地是沙地,漏水漏肥,加上当年有严重的病虫害,种植的白菜打了七、八次药,最后变得腥臭一片,没有任何收入,项目当年损失了近3万元人民币。

“不尊重自然规律地一味蛮干,代价是沉重的,有一段时间我不敢见到惠黎的工作人员,不敢接惠黎的电话,就好象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这么好的一个项目在我手里搞砸了,我心里那个难受啊,唉……,老弟,你不知道2000年8月份我到北京参加助学研讨会的时候,整个就象进京检讨似的,别提有多难受了。”

“我生在这里,以前就在巴彦他拉中学念书,毕业之后回学校参加工作,现在成了学校的校长,我对学校有着一种难以释怀的感情,我总想着要为学校做一些实在事,但2000年项目的失败对我的信心造成了很大打击。”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直接地听一个校长、项目执行人说出他内心的真实感受,我仿佛能感觉到项目遇到挫折后他那种内疚、矛盾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
我想,在中国十三个省区的31所惠黎项目学校中,一定会有很多校长和项目执行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过类似的心情,只是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太难于提起,所以从来不说罢了。
我记得同事和我说过:“项目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后的欺诈和虚报,它让你无法看到事情的真相,也就失去了解决问题的机会。”我拿这句话和他们共勉,希望我们的合作始终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

项目的失误让全校的师生憋足了一股气,他们不相信自己有钱不会使,不相信自己赚不来钱。2001年,学校在校园苗圃中种植了60万株山杏苗,在700亩山杏林地中兼种麻黄,在20亩旱地中种植高粱,当年麻黄籽实现收入7万多元,纯利5万元;苗圃杏苗成活率达到95%,如出圃,按0.06元/株算,至少可以收入3万元人民币;20亩高粱收入5905.3公斤,收入4488元人民币。项目2001年收益将近10万元。

目前,学校一年级161名学生实行全免学杂费救助(免一学年),二、三年级245名学生实行半免学杂费救助(免一个学期)。

如今,项目的发展壮大让苏木政府、学校师生、周围的村民都得到了好处,基金会的理念已深深影响了周围的人们。靠自身的努力去发展项目已经成为师生们的一种信念,“总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基金会的救助,我们能够自己救自己。”

3月13日

早上6点,太阳已经从地平线上升了起来,霞光染红了大地。7点钟不到,天色却急剧地转暗,变得阴霾起来。

“是不是要下雨了?”我问,付校长说:“要下雨就好了,这里已经快一年没见过雨了,下午可能要来沙尘暴。”

“什么?!”这句话着实把我给吓了一跳。从北京到这里,不过一两天的时间,我的衣服、裤子、鞋子、帽子上已经布满沙尘,出去一趟回来,头发都会变黄,一场沙尘暴过后,我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到教室拍摄学生上课的情形,教室门前积了一层厚厚的沙土(有6、7厘米厚),一个班的学生正在清理,几个男生拿着木拖把沙尘推到一块,女生和老师们把沙尘搬运到沙坑里,一种沙尘暴就要到来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校园。

教室的墙上贴着山水壁画:潺潺的流水,青翠的山峦,但这里却是沙尘漫天。对这些在风沙中长大的孩子们来说,壁画里的世界已然是一个梦。

赶在沙尘暴到来之前我们又赶到山杏林基地,基地离学校有40多里,一路上,草原植被的破坏已相当严重,路上推满了沙土,摩托车一陷进沙里,就要折腾好一阵子。

草原上到处是野兔挖的洞窟,草皮一被破坏就露出沙土,有些地方甚至露出了石头,1998年洪灾过后地表形成的沟堑还清晰可见。稍微高一点的山上,还有大量的风力所形成的沙堆。

带着我的车手是中学的体育老师达赖大哥(蒙族人),他告诉我,二十年前,巴彦他拉苏木(乡)中学的西面的西沟河水深有1米多,河边长满了绿草,水流清澈;如今,植被遭到破坏,每年天气不是干旱就是发洪水,1998年的洪灾过后,西沟河的河面已经有150米宽,但河里的水已经变成涓涓小溪了。

来到南山山杏林基地,700亩的杏林让人眼前一亮,好象在沙漠中找到了绿洲。相对于沙和草所组成的枯黄色来说,黑压压的杏树林至少能让我们能感觉到这里还有很多顽强的生命存在。

想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词句,短短的数百年间,人类已经因为自身的贪婪和索求无度使一个个曾经灿烂的文明消失在大漠深处,如果不采取科学、务实的治理方式,我不知道这片师生和村民们付出艰辛努力换来的杏林还能在大漠中坚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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